受访者：四川师范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吉布提研究中心主任 吕京教授

采访者：四川师范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薛雨阳博士

 

时间：2026年5月15日

地点：四川师范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吉布提研究中心

 

五月中旬的成都，一场不大不小的雨已经淅淅沥沥下了整夜。我踩着满地的湿意走进嘤鸣园B栋办公楼。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出断断续续敲击键盘的声响。我抬手轻轻敲了两下门，“请进！”声音平稳，没有多余的客套。

吕院长正对门口坐在办公桌前，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脑屏幕，左手边是一摞文件。

办公室右侧，靠墙立着一组玻璃展柜。柜体沉稳，玻璃透净，一眼便能望见里面错落陈列的物件——近年来研究院与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交往中互赠的纪念品，它们静静地搁在隔层上，每一件背后都包含着一段跨越大洲大洋的友谊。

柜子里有归纳成册的研究档案，一册册整齐列队，有些资料的背脊上贴着打印的国别与年份标签，其中三册的标签上印着“吉布提”——它安静地夹在系列中间，装满田野笔记、政策手稿和往返信函。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寒暄过后，他把手机调成静音，屏幕朝下扣在桌子上，“那就开始吧”，他说。

采访就此进入正题。

 

 

话题一：从理念走向实践——支点型国家的现实意义

 

薛雨阳：吕院长，我们直接进入主题。今年是中国与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在这个节点上，研究中心提出的“以吉布提为支点，深化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个定位是怎么形成的？

 

吕京：这个定位不是凭空来的。70年来，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薪火相传。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非洲各国领导人共同擘画引领下，中非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找到一个具体的落脚点，把“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变成实践。吉布提，就是我们的落脚点。

 

薛雨阳：为什么是吉布提？“非洲之角”可以研究的国家还有很多。

 

吕京：这和我们学校区域国别研究布局有关。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国内合作网络的首批成员单位。近年来，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围绕“一体两翼”来构建研究框架——以“非洲之角”地缘为主体，立足东北亚、东南亚两翼。在这个框架里，吉布提研究中心是亮点，吉布提不是我们随意定的，是这些年一步一步干出来的。

 

薛雨阳：这个平台承办了2025非洲之角智库学者研修班，能简单谈谈么？

 

吕京：2025年，我们学校承办了外交部主办的“非洲之角智库学者研修班”。学员来自来自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厄立特里亚、苏丹、南苏丹、肯尼亚和乌干达等八个国家。这些学员的身份也很多元，有政府部门负责人，有媒体主编，有大学校长、院长，还有智库学者。

 

薛雨阳：八个国家的智库学者来了。这个互动交流本身说明了一些事情。

 

吕京：对。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比任何文献研究都来得直接。你能听到他们真实的想法，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这对我们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非常重要。

 

薛雨阳：说到“自主知识体系”，您在5月9日参加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提到“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生成”。怎么理解“实践生成”这四个字？

 

吕京：以吉布提研究为例，我们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推演概念，而是结合学校在吉布提的研究实践，从区域国别学的视角，一点一点去提炼认识。所谓“实践生成”，就是从行动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不是从书本里搬过来的。

 

薛雨阳：在“非洲之角”，尤其是在吉布提的长期研究过程中，你有什么思考？

 

吕京：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在加速演进，全球发展、安全与治理的赤字是叠加的，国际秩序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整体性崛起，国际关系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这个大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从倡议走向实践体系，但始终面临一个关键问题——怎么通过具体的国家和区域，把这个理念转化为可观察、可验证、可参考的合作机制，并尽可能推而广之？

 

薛雨阳：这是一个从理念到实践的“落地”难题。

 

吕京：对。我们在研究吉布提和非洲之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判断：有一些国家，正在从传统的“地缘节点”，转化为具有结构意义的“发展支点”。

 

薛雨阳：“地缘节点”和“发展支点”，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哪里？

 

吕京：地缘节点是被动的位置，是别人看中的战略要点。但发展支点不同，它自身具有辐射和带动能力，能把合作引向更深的层次。吉布提，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案例。

 

薛雨阳：西方国际关系分析，对“非洲之角”一直有一套话语体系。

 

吕京：确实。西方传统国际关系分析，大多把“非洲之角”看作地缘竞争的前沿，是大国博弈的棋盘。但中吉合作的实践表明，发展合作本身能够重塑安全结构，互联互通能够重构区域秩序逻辑。这个变化提示我们——国际关系的解释框架，正在从“权力中心逻辑”，向“发展网络逻辑”转变。

 

薛雨阳：从“权力中心”到“发展网络”，这个转变如果成立，对你们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什么？

 

吕京：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用别人的框架来解释自己的实践。西方那套“地缘竞争”的解释，解释不了中吉合作为什么能带来稳定和发展。我们必须从自己的田野观察和合作实践中，提炼出新的概念、新的逻辑。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实践生成。

 

 

 

话题二：吉布提实践——支点型合作的结构特征

 

薛雨阳：刚才您从理论层面谈了“发展网络逻辑”对“权力中心逻辑”的超越。那我们把镜头吉布提这个支点，能否具体谈谈？

 

吕京：吉布提地处红海与亚丁湾交汇处，是连接亚非欧的重要海上通道节点。在“一带一路”与吉布提“2035愿景”对接的背景下，中吉合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支点型结构。这个结构，我认为可以从五个维度来看。

 

薛雨阳：第一个维度是什么？

 

吕京：政治互信。这是稳定合作的制度基础。中吉建交以来，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前不久，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出席了吉布提盖莱总统的就职典礼。在核心利益上，吉布提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中国支持吉布提维护主权与发展道路选择。这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关系结构，为长期合作提供了稳定预期。

 

薛雨阳：政治互信是底座。第二个维度呢？

 

吕京：设施联通。这是发展网络的关键支撑。亚吉铁路、多哈雷多功能港、吉布提国际自贸区等项目在持续推进，逐步形成了“港口—铁路—园区”联动体系。亚吉铁路是东非首条跨国电气化铁路，有效提升了区域物流效率，强化了埃塞俄比亚等内陆国家的出海能力。多哈雷港与自贸区联动发展，使吉布提逐步从传统通道节点，转向区域性物流与贸易组织中心。

 

薛雨阳：说到贸易，今年5月1日开始，中国对非洲有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

 

吕京：对。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这个政策为中非贸易结构优化提供了制度性支撑，推动合作从“单向援助”向“共同发展能力建设”转型。

 

薛雨阳：设施是硬件，制度是软件。但真正决定合作能走多远的，恐怕还是人。

 

吕京：这就是第三个维度——民心相通，共同体的社会基础。我们观察到一个突出特征：中非合作正在逐步内生于社会结构之中。中国持续向吉布提派遣医疗队，实施医院、学校、供水等民生项目；鲁班工坊培养港口和铁路技术人才。我们学校与吉布提孔子学院合作，在实践一线观察到，当地青年对中文学习和职业教育的需求在持续上升，这反映的是他们对发展机会的现实期待。

 

薛雨阳：这种需求，是被动推给还是他们主动需求？

 

吕京：主动。我们在调研中注意到，中方合作项目在当地社会中的认知基础，越来越集中在“具体项目”上，而不是抽象叙事上。这个现象说明什么？说明命运共同体正在从外交理念，转化为社会层面的日常经验。当地人不会天天把“命运共同体”挂在嘴边，但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带来了什么，这个港口改变了什么。

 

薛雨阳：第四个维度呢？吉布提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多国军事力量共存。

 

吕京：这就是安全合作维度。吉布提是多国军事力量共存的特殊国家，所以其“小国平衡外交”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与传统以军事联盟为中心的安全逻辑不同，中吉在护航、维和与人道主义救援中的合作，更强调以发展降低安全风险，以合作替代对抗机制。这一实践体现的，就是全球安全倡议所倡导的共同安全理念——安全不再仅仅依赖军事结构，而是嵌入发展与治理体系之中。

 

薛雨阳：第五个维度是什么？

 

吕京：绿色与数字合作，这是新型发展空间的拓展。近年来，中吉合作逐步延伸到气象预警系统、防灾减灾能力建设，还有自贸区的数字化升级。这一趋势表明，中非合作正在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向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演进。这也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拓展为经济、安全、生态与数字多维融合的体系。

 

 

话题三：支点小国研究——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生成

 

薛雨阳：刚才您从政治互信、设施联通、民心相通、安全合作，一直谈到绿色与数字合作，五个维度把吉布提这个“支点”的结构讲清楚了。那回到您一开始提出的那个更深的问题——这些实践，对理论体系到底意味着什么？

 

吕京：吉布提这个案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双边合作本身，更在于它对理论体系的启示。我们从中形成了四点判断。

 

薛雨阳：第一点？

 

吕京：发展合作正在成为国际秩序塑造的重要变量。它突破了传统的“零和竞争”解释框架。过去很多人认为，国际关系就是零和博弈，非赢即输。但吉布提的实践说明，发展合作这条路，走得通，而且可以重塑一个地区的秩序逻辑。

 

薛雨阳：第二点？

 

吕京：全球南方国家具备基于自身条件实现现代化路径选择的现实可能性。吉布提不是被动接受某种模式，它是在中国“一带一路”和自身“2035愿景”的对接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这给了很多中小国家一个重要参照。

 

薛雨阳：第三点又是什么？

 

吕京：中国国际关系实践体现出一种“关系性治理”的特征，强调的是协商、连接与共同发展，而不是单一权力逻辑。这和西方主流理论中以权力为中心的分析框架，有根本性的不同。

 

薛雨阳：那么第四点判断是什么？

 

吕京：小国研究正在成为理解全球秩序重构的重要切口。它改变了传统以大国为中心的分析结构。吉布提不是大国，但恰恰在这样一个支点型小国身上，我们看到了全球秩序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

 

薛雨阳：四个判断层层递进。那综合来看，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您认为它的定位应该是什么？

 

吕京：它不是对既有理论的修补，不是在西方的框架里打个补丁。它是基于中国与全球南方互动实践，形成的新的解释框架。这个框架从哪里来？从吉布提这样鲜活的案例中来，从我们实实在在的合作实践中来。

 

 

话题四：区域国别学的功能转型——从知识输入到知识生成

 

薛雨阳：四个判断，从具体案例一路上升到理论框架。这个上升的路径，让我想到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做这些研究的人，这个学科本身，是不是也在变？

 

吕京：确实在变。区域国别学正在从传统的“对象研究”，转向“知识生产体系”。过去是把某个国家或地区当作一个对象去描述、去解释，用的是别人已经准备好的理论工具。但现在，这个学科的功能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薛雨阳：这个转变，具体应该往哪些方向推进？

 

吕京：我认为重点在五个方面。第一，强化战略研究，服务全球南方与区域治理议题；第二，加强政策咨询，总结中非合作的中国经验；第三，完善人才体系，培养复合型国际治理人才；第四，推动平台建设，形成跨区域知识网络；第五，促进理论创新，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原创性概念体系。

 

薛雨阳：五个方面，从战略、政策、人才、平台，最后落到理论创新。四川师范大学，在这个转型中做了什么？

 

吕京：我们近年来围绕吉布提研究中心与“非洲之角”智库合作机制建设，一直在探索一条路——高校如何参与全球知识生产。这条路没有现成的模板，我们为此正在付出努力。

 

薛雨阳：探索这条路的意义在哪里？

 

吕京：它的意义在于表明，区域国别研究正在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知识接口。它不是关起门来做的学问，而是一个打开的、持续与外部世界对话的知识平台。

 

 

话题五：支点撬动全局——携手共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薛雨阳：说到“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知识接口”，让我想到一个更大的图景。当前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吉布提这个支点，在这个图景里最终要撬动的是什么？

 

吕京：当前，中非关系正在进入共筑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吉布提的意义不在于它作为一个地理节点有多重要，而在于它作为“发展支点”所体现的结构性功能。亚吉铁路连接高原与海洋，多哈雷港连接非洲与世界。这些具体的设施背后，是一种新的关系逻辑——支点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网络的起点。

 

薛雨阳：也就是说，支点不是孤岛，是网络的第一个节点。

 

吕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一个支点国家的实践中，不断被建构出来的。它不是抽象的口号，落实到现实当中是铁路、港口、学校、医院，是当地人生活里能感知到的东西。

 

薛雨阳：面向未来，这个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您有什么期待？

 

吕京：随着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逐步形成，区域国别学将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知识生产和国际叙事构建。我们期待，以吉布提为代表的支点型实践，能够持续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动力，也为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薛雨阳：从吉布提一个国家的实践，到一个知识体系的生成，再到全球知识生产的参与——我们今天的对话，本身就是这条路径的一个缩影。感谢吕院长接受我的采访。

 

吕京：谢谢。

编辑：薛雨阳   审核：李荣   终审：吕京